川北地区潼川文峰书院的历史过往

一、潼川(三台)地方志,对潼川府文峰书院创建年代存在三种不同说法

(一)第一种说法:创建于清乾隆十九年(1754)(以下简称“乾隆十九年”说)。

清乾隆五十一年(1786)《潼川府志·书院志》载:“于乾隆十九年,归安费云轩元龙守潼,度城东隅草堂寺侧地,创建书院曰‘文峰’”。(笔者注:归安,费元龙籍贯,在浙江。云轩,费元龙字云轩。守,秦汉时郡的行政长官,借指费任潼川知府。度:划拨)此为“文峰书院”创建年代的最早记载。

后来,清嘉庆十九年(1814)《三台县志·草堂书院》也这样记叙:“三台为潼川首邑,设于乾隆初年……十九年甲戌,太守归安费云轩元龙始于东门内草堂寺左建造文峰书院”。(笔者注:太守,秦汉对郡守的尊称,借以尊称潼川知府费元龙)

(二)第二种说法:创建于清乾隆二十年(1755)(以下简称“乾隆二十年”说)。

清乾隆《潼川府志》、嘉庆《三台县志》以及光绪《新修潼川府志》,均收入吴省钦《潼川草堂书院碑记》的记载:“……而城东草堂寺传是少陵故居。乾隆乙亥,归安费云轩元龙守是郡,割其半为文峰书院。”(笔者注:少陵,杜甫自号少陵野老。乾隆乙亥,乾隆二十年,即1755年)

当代《四川省三台中学校百年校史》(第136页)收录钟利戡《草堂怀故》:“乾隆二十年(1755年)知府费元龙剖于城东观音禅院(原名草堂寺)左半部创建文峰书院。”钟利戡此说,即依据吴省钦《潼川草堂书院碑记》。

(三)第三种说法:创建于清乾隆十五年(1750)(以下简称“乾隆十五年”说)。

清嘉庆十九年(1814)《三台县志·孟邵<重修草堂书院碑记>》载:“乾隆十五年,归安云轩费公元龙来守是郡,在城东草堂寺左侧创建书院名曰‘文峰’。”(笔者注:郡,秦汉行政区划,此处借指潼川府)

这是孟邵在《重修草堂书院碑记》中首次提出的新说法,但并未提供任何依据。此后嘉庆《四川通志》承袭此说。

再以后,此说流传于光绪府志和民国县志,以至于流传至今:

1.清光绪二十三年(1897)《新修潼川府志》:“乾隆十五年,知府费元龙创建,名‘文峰书院’。川北道刘益有记。”(卷十四·学校志二·书院)

2.民国二十年(1931)《三台县志》卷十七《书院》:“草堂书院,在县城东草堂寺左。乾隆十五年,知府费元龙创建,名文峰书院。……四十一年知府沈清任重修,易今名。”

3.当代《三台县志》亦承袭此说:“清乾隆十五年(1750),潼川知府费元龙于城东草堂寺(今三台中学内)左侧,创建文峰书院。”(卷20“教育”第一章“书院私塾”第一节“书院”;三台县志编辑委员会编纂,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642页)

4.当代《四川省三台中学校百年校史》及校内卧碑:“1750年(清乾隆十五年),潼川知府费元龙将草堂寺东侧割出一半,创建文峰书院(今三台中学校内东部)。”(第二编“校史沿革”2.1“三台中学校史沿革图”及2.2“三台中学校史沿革”,2006年出版,第5、6页)

今三台中学校园内卧碑《草堂书院记》,碑文落款“清大理寺卿孟邵撰”。其实,此碑文乃孟邵《重修草堂书院碑记》全文。

二、“乾隆十五年”说与史实不符

“乾隆十五年”说,虽为嘉庆《三台县志》和光绪《新修潼川府志》及后世几种方志的流行说法,但与史实不符。其理由如次:

清代潼川(三台)地方志的所有3个版本(乾隆《潼川府志》、嘉庆《三台县志》、光绪《新修潼川府志》),以及民国《三台县志》和1992年新纂《三台县志》,均记载:文峰书院是潼川知府费元龙创建。这是自乾隆及其以降的各种方志的共同说法,概无异议。

可是,乾隆十五年,费元龙尚在绵州任知州,并不在潼川府知府任上。其根据如下:

据费元龙原籍《归安县志》卷三十八《良吏》记载,他的为官时间顺序为:“乾隆元年进士,补盐亭知县,调繁、成都,擢资、绵二州知州,授潼川知府……”(笔者注:繁,繁县,即新繁县。绵州,当时为直隶州)

《绵阳晚报·绵阳一中起源于何时》写道,乾隆十六年(1751),费元龙在绵州知州任上:“乾隆十六年(1751),绵知州费元龙(浙江归安县进士)好文兴学,在白衣庵创修涪江书院(后迁左绵书院)。”(《绵阳晚报》2019年1月6日)

清嘉庆《直隶绵州志》卷十四《左绵书院》记载,费元龙在绵州“城南隅”创建“涪江书院”。

费元龙到潼川就任知府,是在乾隆十九年春。

乾隆《潼川府志》、嘉庆《三台县志》均载刘益《文峰书院记》载:“费守以名进士授四川南部令。乾隆十九年春,自绵州来守此邦……”(笔者注:名进士,费元龙于乾隆元年即1736年,丙辰科殿试金榜第二甲赐进士出身。此邦,指潼川府)

光绪《新修潼川府志》卷十九《职官志》关于潼川府历任知府任职名单(见上截图)显示:“费元龙,浙江归安县进士,(乾隆)十九年任”;下届知府“二十二年署”。可知,费元龙在潼川知府任上的时间,是乾隆十九年至乾隆二十二年。而乾隆十五年,潼川知府是谢祐。

我们不禁要问:乾隆十五年,费元龙还在绵州任上,而潼川知府另有其人(谢祐);他怎么可能跑到潼川府去越俎代庖,替谢祐创建文峰书院呢?

三、潼川府文峰书院的准确时间

潼川府文峰书院的创建时间实为乾隆十九年(1754),依据如次:

乾隆五十一年《潼川府志·书院志》记载,文峰书院创建时间为乾隆十九年。(引文见第一段,此处略)

创建于乾隆十九年,修志于32年后的乾隆五十一年。乾隆当代人对文峰书院创建时间的记忆,应该是最可信的,且该府志并无创建于乾隆十五年的相异记载。

乾隆《潼川府志》又载刘益《文峰书院记》:“余奉命分巡川北,行县至潼川郡……城东有文峰书院。……郡守归安费君……乾隆十九年春,自绵州来守此邦。……潼川素无书院。……费守下车之始,慨然曰:我朝稽古右文,声教四讫,凡在州邑莫不建书院,以为储才地。……于是集僚属绅士议建书院。……凡七阅月而落成。……书院与文峰山相对,因名曰文峰书院。”(笔者注:费守,尊称知府费元龙。此邦,指潼川府。稽古右文,考察总结古代经验,重视弘扬文化教育。凡七阅月,笔者疑是“凡阅七月”的误写。“阅”,经过。总共经过七个月的时间)

乾隆《潼川府志》编者在《书院志》中确定无疑地肯定“于乾隆十九年”潼川知府费元龙创建文峰书院,又将乾隆同时代人刘益所纂《文峰书院记》收入府志,既体现府志编者对刘益《文峰书院记》“乾隆十九年”说的认同,也体现当时官方的首肯。

同时,刘益是“乾隆二十一年正月,奉旨补授四川川北道”(笔者注:川北道,省派出机关;当时川北道辖保宁府、顺庆府、潼川府三府)。在这一年,也就是在文峰书院建成一年多以后的春天,刘益作为川北道长官,巡行至潼川府,在费元龙知府陪同下,详细检视了文峰书院,于是作《文峰书院记》:“乾隆二十一年丙子春,余奉命分巡川北,行县至潼川郡。郡故蜀之名区,巖麓竞秀,涪江带其左,蔚乎兴才地也。城东有‘文峰书院’,采风之睱试一临览。其规制轩朗峻整,门庭堂奧,焕然一新。复莳花种竹,以佐明窗。清玩兼有园林之胜……”

刘益亲历亲见和听费知府介绍经费来源、筹建过程等情况后,带着浓烈情感行文,如数家珍般地描述书院内的格局、碑亭及房宇数量等。如此翔实生动文字,不是身临其境,是写不出来的。

在此后的嘉庆版中亦采用了刘益该文,光绪版中亦称“刘益有记”。因此,笔者认定,刘益所记,十分可信。

四、有关书籍不同记载的分析

在清乾隆《潼川府志》后,嘉庆《三台县志》、光绪《新修潼川府志》和民国《三台县志》,皆有“乾隆十九年”说与“乾隆十五年”说并立的矛盾记载,或有两说委婉存异的记载。笔者以为,内中别有隐情。

(一)嘉庆《三台县志》虽有孟邵《重修草堂书院碑记》创建于“乾隆十五年”的记载(如上述),亦有创建于乾隆十九年的记载。

嘉庆《三台县志·草堂书院》:“三台为潼川首邑,设于乾隆初年……十九年甲戌,太守归安费云轩元龙始于东门内草堂寺左,建造文峰书院……”

嘉庆《三台县志》同时又收入刘益《文峰书院记》。此文记载:潼川府文峰书院创建于乾隆十九年(引文见上)。

(二)光绪《新修潼川府志》和民国《三台县志》虽承袭孟邵“乾隆十五年”说,但是又留下一个微妙的注脚:“川北道刘益有记”。

光绪《新修潼川府志》卷十四《学校志二·书院》:“乾隆十五年,知府费元龙创建,名‘文峰书院’。川北道刘益有记。”

民国《三台县志》卷十七《书院》亦留下“川北道刘益有记”的注脚:“草堂书院,在县城东草堂寺左。乾隆十五年,知府费元龙创建,名文峰书院。川北道刘益有记。四十一年知府沈清任重修,易今名。”

“刘益有记”,指乾隆年间刘益《文峰书院记》(引文见上),此文被收入最早的乾隆《潼川府志》。

推敲“刘益有记”这个微妙的注脚,便知话中有话:读者诸君请注意,乾隆年间刘益曾记,文峰书院创建于乾隆十九年呢!

两书编者似心知肚明,但不便直言,只好姑且如此存异了。

(三)嘉庆十九年(1814)《三台县志》为何两说并立?光绪《新修潼川府志》和民国《三台县志》又为何委婉存异?

“乾隆十五年说”是乾隆年间和嘉庆初年朝廷重臣孟邵在《重修草堂书院碑记》首先提出来的。

据中江县方志记载:孟邵(1734-1815),四川中江人,乾隆二十五年进士。任太常侍卿,选翰林院庶吉士,改刑部主事,升员外郎,升礼科给事中。乾隆四十七年(1782),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编成时,乾隆帝指定孟邵参与复核后刊刻。历官鸿胪寺少卿、鸿胪寺卿、光禄寺卿、太常寺卿、宗人府府丞、左副都御史。官至大理寺卿,正二品。嘉庆九年(1804年)回川,主成都草堂书院,讲席十余年,门生高才甚众。

考察孟邵的经历,他虽为潼川府中江县人,但并未在潼川读书和做官。对潼川草堂书院的了解是他晚年的事。据孟邵在《重修草堂书院碑记》中记叙:1777年“余乞假在籍(中江县)”,潼川知府沈清任诸君到中江县看望他,“晨夕过从,诗酒盘桓”,叙及草堂书院事宜。但与之“诗酒盘桓”者中,并无创建书院的亲历者,不排除其间的听其传闻和记忆的错误。

再者,孟邵作此碑记是在“诗酒盘桓”30多年后的1810年至1814年间,在成都执教时,仅凭记忆信笔,而此时距创建书院的乾隆十九年(1754)已50多年。孟邵既未到过三台实地考查,又未见其悉心查考潼川方志的记载,因此对潼川府草堂书院的创建年代出现误记误写也是难免的事。可惜这篇碑记收入嘉庆《三台县志》后不久,他便去世,再无修正的机会了。

重臣写碑记,错写年代,树碑传世,不同凡响,影响深广。嘉庆及以后志书编纂者面对位高权重、文才显赫的权威人士孟邵和他写的碑记,心存敬畏,人微言轻,不便言说,只好异说并立或姑且存异,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当然,参与编写方志的编者人数众多,也不排除迷信权威、盲目崇拜名人,疏于考核,盲目抄录的可能性。

(四)乾隆年间川北道刘益《文峰书院记》记载,文峰书院创建于乾隆十九年。此文收入乾隆《潼川府志》后,除嘉庆《三台县志》还保留外,嘉庆后的方志,均不再收录。是何缘故?

是因贪腐。刘益在去世前半年(乾隆三十八年,即1773年)被抄家,差点被杀。因人废言,此后的方志便舍弃他的这篇文章。而有的编者不得已只好委婉地留下“川北道刘益有记”的注脚。这也是造成后世误传“乾隆十五年”说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文峰书院创建于乾隆二十年的说法,是着眼于完全建成的时间,实质上并不算错。

“乾隆二十年”说,出现于吴省钦《潼川草堂书院碑记》。乾隆《潼川府志》、嘉庆《三台县志》以及光绪《新修潼川府志》均收入此文。

根据刘益《文峰书院记》,费元龙于乾隆十九年春到潼川府上任后,动工修建历时7个月。如果加上事前的筹划、集资、动员的时间和事后的室内装修配备、草木培植、延请教职、筹备开学的时间,就已经到乾隆二十年春了。如果着眼于建成时间,那么,“乾隆二十年”说并不算错。

但笔者以为,根据方志的众多记载,仍然取“乾隆十九年”说最为符合史实,最为准确。